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重新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中國制造”開始面臨著雙重擠壓：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紛紛從“去工業化”轉向“再工業化”，另一方面是來自一些新興經濟體低成本競爭壓力。“中國制造”要增強競爭力，必須切實推進產業升級，必須大力提升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工的素質。
如何看待農民工在我國產業升級中的地位？農民工素質對我國產業升級會帶來哪些影響？如何提升農民工素質？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農村室主任藍海濤。
提升工人素質是制造業競爭的決勝之道
記者：金融危機爆發后，制造業再度成為世界各國重振經濟的競爭利器，我國如何在新一輪的制造業競爭和發展中抓住機遇？
藍海濤：當前，世界各國充分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美國從“去工業化”轉向“再工業化”，旨在搶占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制高點。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工人的素質將是決定制造業競爭成敗的關鍵因素。為此，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斷完善其先進的教育體系，讓產業工人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從事學習、創新、研究、交流等活動。
就我國而言，隨著我國土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依靠傳統工業化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深度城市化和工業現代化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是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今后，中國制造業參與并贏得競爭，提高產業工人素質是決勝之道，而產業工人素質高低又取決于占產業工人主體的農民工素質高低。
農民工在產業升級中的地位至關重要
記者：產業升級離不開工人素質的提升，作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如何評價農民工在“中國制造”中發揮的作用？
藍海濤：過去30年，農民工堪稱是“中國制造”的主力軍。當前，我國農民工在數量上已成為僅次于農民而大于傳統產業工人的第二大群體。近年來，我國城市產業結構正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轉化，產業升級呈現出高新知識以及智能、技術密集的發展趨勢，要求農民工不但有較高的科技文化水平，而且要具備一定的職業技能，才能迅速掌握操作技能；企業產品頻繁更新換代，生產設備不斷更新，也要求新生代農民工必須具備很高的適應能力和創造能力。這些發展趨勢無疑對農民工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穩定且素質較高的農民工隊伍是中國產業升級的重要因素。就農民工群體而言，要為他們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棲身之地和工作崗位，否則，農民工沒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提高自身勞動技能和謀生手段也就無從談起；就企業來說，也需要一支穩定的員工隊伍，如果企業不愿下大力氣培訓員工，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就政府來說，沒有產業工人隊伍的穩定，產業工人素質就難以提升，產業升級也就無從談起。
多因素導致農民工素質偏低
記者：據您的研究，您認為我國農民工素質普遍偏低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藍海濤：我國農民工素質普遍偏低主要體現在“五低”：文化素質低、技術水平低、收入待遇低、權益保障低、社會地位低。
從基礎教育來看，水平明顯偏低。有關數據顯示，到2010年前后，進城務工人員中，高中、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約23％。
從技術能力來看，中國產業工人技術水平明顯低于發達國家。我國初級工、學徒工水平和未進行技術等級認定的人員總數超過70%，而發達國家工占15%-20%，中級工占60%-70%，初級工僅占10%-25％。目前我國進城務工人員中，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僅占26.2％，高技能技工僅占技工的3％。中國產業發展緊缺的是技術工人，許多崗位需要初級工或工，而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受過相應的職業教育，致使其沒有一技之長，有的只達到普工、小工的水平。據一項問卷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的占55.4%；已參加培訓的員工擁有職業技能證書的比例也不高。
從職業素養來看，目前農民工的文化素質、身體素質雖較以前有明顯提高，但職業道德和勞動紀律明顯下降。缺少職前心理教育，心理素質偏低；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吃苦耐勞素質降低。
記者：您認為農民工素質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藍海濤：總體來看，導致農民工素質偏低的因素有五個方面。一是農村教育質量低，教育資源短缺，教育設備不齊全，師資力量較弱。二是農村家庭不如城市家庭重視孩子教育，在孩子學習上投入資金與精力較少。三是農村教育存在精英流失問題。如果成績不是特別的話，學生在接受完九年義務教育后就會外出務工；而精英人才入城市正規就業后“脫農”。四是農民工職業培訓機會不平等，沒有納入城市就業培訓范圍，欠缺分享現代知識、信息和技術的機會，無法融入先進的生產力系統中。五是缺乏提高自身素質的社會環境，大量農民工未納入城市社保體系，無法獲得公平就業機會。
此外，過高的流動性也會阻礙農民工素質提升。從農民工的流動性來看，農民工在進入二三產業后還會頻繁跨地區、跨企業流動；而戶籍準入限制等體制性障礙使得農民工不能帶著全家一起流動，農民工因照顧家庭而不得不在打工地與家庭所在地之間無規律地往返流動。經過相對短暫的打工生涯（絕大部分都不超過45歲）后，他們又不得不流回農村。另外，農民工流動表現為季節性，通常大部分農民工過完春節后會考慮重換打工地點或單位。
研究發現，員工的高流動率會導致產品和服務質量下降、生產效率下降、顧客和員工忠誠度下降；影響人員管理、培訓質量和員工團隊凝聚力，終又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業績等。因此，許多企業和地方政府不愿投入大量資金進行農民工技能培訓，都愿意招現成的熟練工，出現了農民工培訓中的“囚徒困境”。
記者：農民工素質對我國產業升級會帶來哪些影響？
藍海濤：農民工素質偏低遲滯了中國產業升級進程。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影響企業發揮創新主體的作用。目前，我國企業中的創新大多是由一線生產工人在生產實踐中實現的，農民工技術素質偏低就會使得企業工藝創新和技術革新缺乏成長的土壤，影響先進技術的理解和吸收、先進設備的操作和運用，終影響企業發揮創新主體的作用。
二是勞動生產率較低，削弱勞動力成本優勢。相關研究報告顯示，我國機械工業勞動生產率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雖然美日韓單個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遠遠高于我國，但其單位產品勞動成本卻和我國十分接近。我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力的低工資掩蓋了低效率，削弱了勞動成本在產業分工中的比較優勢。
三是產品處于低端產業鏈環節，難以向延伸。我國在電子信息產品、紡織服裝、汽車、裝備等制造業領域大多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環節。比如同一品牌的汽車，國內組裝和進口原裝車質量性能差距大。
多舉措、提升農民工素質
記者：如何才能有效提升農民工素質？
藍海濤：其一，我們要從影響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國家現代化的全局高度去認識農民工素質提升問題。未來，我國城鎮化、工業化加速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高技能人才需求將快速增長。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要繼續大力發展以工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當然，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實現農民工向產業工人的轉變絕非一日之功。為此，要樹立產業工人同樣偉大的觀念！農民工向產業工人的轉變不是一般的“三農問題”，而是事關中國現代化和中華文明復興全局的戰略問題。
其二，要切實加強農村學校教育和農民工職業培訓頂層設計和規劃，將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和職業引導納入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納入常住地公共預算中，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獎補，逐步實現農民工職業教育免費。
其三，要下決心延長全民義務教育年限，農民工將是主要受益群體。這方面，我們要向德國學習，在接受高中教育之后繼續接受職業教育。
其四，要積極完善農民工培訓機制。推廣直接面向用人單位需求的“定單式”培訓。逐步規范企業的用工制度，如“先培訓，后就業”、“先培訓，后輸出”、“持證就業”、“持證輸出”等。企業申報政府項目時附加“持證就業”的產業工人比例條件，引導企業特別是高技術企業吸納中技工。通過加強勞動執法監察，促使企業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繳納養老、醫療等各項保險，引導企業與員工建立較為長期與穩定的勞動合同關系，倡導勞資互利雙贏的社會理念，激發企業培訓農民工的動力。
其五，要逐步提高農民工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如增加農民工各級人大代表的比例，賦予他們有序參與當地政治事務的民主權利，增強其社會責任感；讓已在就業地定居的農民工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讓流動性強的農民工群體通過工會組織參與當地政治事務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各級別的勞動模范、三八紅旗手、青年創業先鋒等榮譽稱號都應明確規定農民工占有一定比例；逐步將農民工納入流入地城鎮社保體系，中央政府給予補助；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維護農民工平等權益，給予農民工以新型產業工人的待遇。
